巨绍炜 蔡萌｜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视角
摘 要：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对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视角构建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基于2022年调查获取的29529份全国性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乡土情结正向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家庭禀赋通过个体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部分中介，负向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返乡政策感知正向调节乡土情结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基于此，建议地方政府畅通返乡政策精准投递渠道，依托乡土情结纽带引导高职人才返乡；高职教育主管部门试点返乡就业的定向招生模式，指导面向乡村产业的专业动态调整；高职院校加大弱势阶层家庭学生就业帮扶，推进学生返乡下乡实践与城市求职关怀；高职院校大学生个人努力学习夯实个体资本基础，主动了解返乡政策厚植乡土情怀。
关键词：返乡就业意愿；高职院校大学生；个体资本；家庭禀赋；乡土情结
一、引言
大学生返乡就业是指高校学生毕业后返回户籍乡村地区求职、供职。从个体层面看，返乡就业是大学生稳就业、保就业的职业选择，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关键路径；从国家层面看，大学生返乡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红利，是弘扬乡土文化、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优化乡村人才队伍的重要途径。2020年7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等群体返乡就业创业”。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下，返乡已成为不少大学生的就业选择。数据显示，2022届本科生返乡就业的比例相比2018届上涨4%。大学生返乡就业的数量虽有所增加，但返乡后再次返城的现象也较为突出，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并不明确。为纾解这一现实困境，亟须考察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而找到驱动大学生返乡就业的长效路径。
纵观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可将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梳理为以下4个方面。①个体资本。马莉萍、刘彦林的系列研究指出，人力资本劣势、社会资本优势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返乡就业，但也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优势的大学生反而较少考虑返乡就业。②家庭禀赋。较早的研究发现：家庭年收入越高，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就越低。但最新研究指出，家庭经济背景优势的大学生返乡就业可能性更高。此外，作为家庭文化禀赋的反映，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③城乡差分。城乡二元差分是主导大学生返乡就业的结构性因素。相比城镇，农村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养老等方面的差距消减了大学生返乡就业的积极性；城乡就业机会比较是大学生返乡决策的重要内容。④返乡政策。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政策在引导大学生返乡就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综合来看，既有研究虽然探明了一些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因素，但研究结果较为零散、单一，各因素共同作用于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机制尚不清楚，限制了大学生返乡就业助推政策的可操作性。此外，既有研究普遍沿袭推拉理论，但推拉理论过于强调结构性因素而忽视了大学生返乡的个性与主观因素，譬如乡土情结、城市融入感等。因此，亟须寻求新的理论框架对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作出更为全面的解释。
更重要的是，既有研究大多针对普通本科院校学生，而对高职院校学生鲜有关注。事实上，相比普通大学生，高职院校大学生不仅“知理论”，更“懂技术”，他们是乡村专业化人才、返乡技术工人的可靠来源，故引导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是解决乡村企业招工难、产业技术落后等问题的更佳选择。此外，中国“劳力者治于人”的文化规制形成了大众对“职校生”的隐性歧视，固化高职院校大学生在城市就业的准入壁垒，使不少高职院校大学生不得不考虑返乡就业。况且，课题组调查显示，逾80%的高职院校大学生来自乡村地区，他们对农村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与乡村的情感联结更强、心理距离也更近，具备返乡就业的内在动机。以上正是本研究以高职院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亦表明考察该群体的返乡就业意愿独具现实性与必要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视角构建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利用课题组2022年调查获取的29529份全国性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为科学激励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提供针对性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迁移被视为理性的自我选择。返乡就业作为一种迁移活动，亦是个体理性的行为表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Coleman’s Rational Choice Theory）将个体行动解释为“利用自身资源最大限度地获取价值或追求效益之过程”。行动者的“效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政治、文化、情感等多重目的，兼具韦伯所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指个体行动首先是为了达成功利性目标的最佳结果；价值理性是指个体行动亦合乎超越自我利益衡量的价值观与信念观。将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决策置于上述理论阐释框架中，该群体选择返乡就业的基本行动逻辑在于对其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追求一方面包含凭借个体资本获取理想的教育回报（就业收入），即实现工具理性所赋予的行动目标；另一方面体现毕业后重回乡土以满足归属需求、参与家乡建设与承担家庭责任的价值理性意涵。因此，本研究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为理论线索分析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机制。
（一）工具理性：家庭禀赋、个体资本与返乡就业意愿
大学生就业不仅是个人行为，亦是家庭行为。为了实现家庭预期利益的最大化，高职院校大学生家长具有充足的动力来调动家庭资源协助子女顺利就业并提高就业质量。这是高职院校大学生家庭作为行动者单元发挥工具理性的必然结果。
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资源禀赋丰裕的家庭通过特有的教养方式投资子女的教育并培养子女的惯习，用以实现家庭优势阶层的再生产。在上述过程中，子女的个体资本快速积累，表现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待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大学生在求职市场中具备竞争优势，同样是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他们更倾向于前往人力资本回报率高的城市地区就业而不愿返乡就业；而社会资本水平高的个体能够及时获取岗位信息，经由城市就业与返乡就业优劣的理性比较，他们很可能会放弃返乡就业的想法。由此可见，家庭禀赋通过提升个体资本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产生负向影响，故假设如下：
H1：家庭禀赋负向影响返乡就业意愿
H2：个体资本（H2a：个体社会资本；H2b：个体人力资本）在家庭禀赋与返乡就业意愿之间起负向中介作用
（二）价值理性：乡土情结、城市融入感与返乡就业意愿
乡土情结隐含着个体对故乡风土人情的眷恋、对家乡礼俗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乡土社会的归属等价值理性考量。社会学家费孝通把乡村、土地、家庭、亲邻等基于宗族、地缘形成的社会关系总和称为“乡土社会”。高职院校大学生大多来自乡村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曾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乡土社会前往城市就学，但心底的乡土情结始终难解。乡土情结越强，越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回馈故乡，也越渴望重回乡土实现个人价值，即实现中国传统社会的“衣锦还乡，回馈桑梓”之抱负。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味着学有所成后回馈乡土与施展自身才能的“双赢”，故可推测：乡土情结正向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
作为由“乡”至“城”迁移者融入城市的主观感受，城市融入感是观念碰撞、思想演变等价值理性判断的产物。多数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就学行为事实上相当于经历了一次由“乡”至“城”的迁移。空间的转换必然带来个体对“地方”感受的变化。在此过程中，越是乡土情结浓厚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就越难在城市社会与异乡文化中寻得归属感、亲近感与融入感。这种感觉让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他者”的存在，继而形成一种身份失落，容易产生返乡就业的想法。基于上述分析，乡土情结通过降低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城市融入感正向影响他们的返乡就业意愿，所以提出如下假设：
H3：乡土情结正向影响返乡就业意愿
H4：城市融入感在乡土情结与返乡就业意愿之间起正向中介作用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合：返乡政策感知的调节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地相继出台相关返乡政策吸引外出劳动力、在外就读大学生等各类人才返乡就业创业。返乡政策不但包括对返乡者给予就业补贴、税费减免、购房补助等经济激励，而且包含对参与家乡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责任唤起。因此，潜在返乡者对于返乡政策的感知事实上完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统合。
对那些本就具有浓厚乡土情结的高职院校大学生而言，对返乡政策的高感知坚定了他们重拾乡土、回馈家乡的信念，继而提升了他们的返乡就业意愿；对那些人力资本水平相似的个体而言，对返乡政策的高感知使他们更易接受政策的经济激励对返乡就业收入惩罚的补偿，进而增强了他们的返乡就业意愿。可见，在同等乡土情结与人力资本水平下，对返乡政策的感知越高，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就越强。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5：返乡政策感知在个体人力资本与返乡就业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6：返乡政策感知在乡土情结与返乡就业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的数据源自笔者课题组进行的“中国高职院校大学生综合调查”。由西安交通大学牵头，于2022年10月至12月分批次开展调查。按照随机分层抽样方法，在我国东、中、西部各选取2~3座地级市的2~3所高职院校，共发放问卷30746份。经人工剔除、筛选问卷后，调查共得到有效问卷29529份，问卷有效率为96.04%。29529份有效样本的户籍地完整覆盖我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适合进行全国性的实证分析。有效样本的人口学特征统计见表1。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观测变量包括实际观测值与描述统计值。其中，实际观测值通过调查问卷的学生个人与家庭情况选项获得，描述统计值则参考国内外学界发布的成熟量表采用Likert 5点方式测量，具体测量方式如下。
返乡就业意愿的3个问项参考张圆刚等设计的量表，从过去意愿、长期意愿、家庭重要性3个角度进行测量；家庭禀赋的3个问项参考Hill和O’Neill设计的量表，包括家庭文化资源（家庭藏书量）、家庭社会资源（父母职业阶层）、家庭经济资源（家庭年收入）3个方面；个体社会资本的4个问项参考魏国江设计的大学生社会资本量表，以亲属、朋友、老师、同学4类社会关系对大学生个体就业的支持进行测量；个体人力资本的4个问项参考王霆设计的大学生人力资本量表，包括学习成绩、实习经历、学生干部任职、技术能力4个方面；乡土情结的3个问项参考罗敏和陈宝玲设计的量表，包括“我想念家乡的朋友”“我想念家乡的亲戚、长辈”“我离不开家乡的生活与土地”；城市融入感的3个问项参考王春超与张呈磊设计的量表，包括“我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我感觉对目前就读的城市有所归属”；返乡政策感知的4个问项参考Ren和Liu设计的量表，涉及对返乡经济激励与返乡宣传话语两方面政策的感知。
此外，为控制专业、学校、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对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是否为独生子女、专业、院校层次（是否为“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户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户籍类型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同源偏差分析
本研究的调查通过匿名问卷、强调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题项随机排列与设置反向题项等方式减少共同方法偏差。最终，将所有题项数据纳入未旋转的因子分析显示，整个量表的KMO值为0.895，且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解释率为33.928%，低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
（二）信效度分析
通过计算7个观测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检验问卷的信度。由表2可知，7个观测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8，说明问卷具备使用价值；7个观测变量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说明问卷信度良好。
问卷效度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表3显示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与其余竞争模型相比，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对应的七因子模型拟合结果最好（χ2/df=61.751，RMSEA=0.052，CFI=0.961，NFI=0.96，TLI=0.953），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适合进行后续假设检验。由表4可知，各观测变量的相关系数值均小于对应行、列的AVE值的平方根，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三）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家庭禀赋与个体社会资本显著正相关（r=0.421，p<0.01）、与个体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r=0.26，p<0.01）；个体社会资本与返乡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r=-0.177，p<0.01）；个体人力资本与返乡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r=-0.186，p<0.01）；乡土情结与城市融入感显著负相关（r=-0.346，p<0.01）、与返乡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r=0.314，p<0.01）；城市融入感与返乡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r=-0.172，p<0.01），相关性分析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
（四）假设检验
1.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基于AMOS 28.0平台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随后结合Bootstrap取样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图2与表5。从直接效应来看，家庭禀赋至返乡就业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034（p<0.01），假设H1得到支持，即家庭禀赋显著负向影响返乡就业意愿；乡土情结至返乡就业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272（p<0.01），假设H3得到验证，即乡土情结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就业意愿。
从中介效应来看，家庭禀赋通过个体社会资本影响返乡就业意愿的中间效应值为-0.011（p<0.01，CI：［-0.016，-0.007］），假设H2a得到支持，即个体社会资本在家庭禀赋与返乡就业意愿之间起负向中介作用；家庭禀赋通过个体人力资本影响返乡就业意愿的中间效应值为-0.01（p<0.01，CI：［-0.014，-0.005］），假设H2b得到支持，即个体人力资本在家庭禀赋与返乡就业意愿之间起负向中介作用。乡土情结通过城市融入感影响返乡就业意愿的中介效应值为0.01（p<0.01，CI：［0.003，0.019］），假设H4得到支持，即城市融入感在乡土情结与返乡就业意愿之间起正向中介作用。
2. 调节效应检验。为检验返乡政策感知的调节效应，以返乡政策感知变量的均值加减1个标准差将其划分为高、低水平，分别计算回归方程检验返乡政策感知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返乡政策感知与个体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对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β=0.003，p=0.607），假设H5未得到支持，即返乡政策感知在个体人力资本与返乡就业意愿之间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返乡政策感知与乡土情结的交互项显著地正向影响返乡就业意愿（β=0.042，p=0.000），表明返乡政策感知在乡土情结与返乡就业意愿之间具有显著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生成返乡政策感知的显著调节效应图，（见图3）发现伴随政策感知的提升，乡土情结对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效应值在增加。在高政策感知水平下，乡土情结对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更大；在低政策感知水平下，乡土情结对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更小。因此，假设H6得到支持，即返乡政策感知在乡土情结与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及其讨论
1. 家庭禀赋通过个体资本的部分中介负向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这一结论既符合大学生群体返乡就业的一般规律，又反映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的特殊性。首先，以往关注普通大学生的研究指出，家庭背景差异引致大学生个体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分化，本研究在高职院校大学生样本中得到与之一致的发现，即家庭禀赋正向预测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个体资本。这是由于无论子女接受何种类型的高等教育，作为工具理性人的父母都试图最大化利用家庭资源为子女积累个体资本，用以实现优势阶层的再生产，抑或劣势阶层的向上跃迁。其次，关于个体资本如何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针对普通大学生的研究指出人力资本负向影响返乡就业意愿而社会资本的影响为正，但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均负向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究其原因，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包括了先赋性与后致性两亚型，先赋性社会资本一出生便由家庭赋予，指父代拥有的社会关系、人脉资源等，后致性社会资本是大学生后期通过同学、师生交往等形成，前者促进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因为家乡的父辈具有充分动机借助“关系”为子女在当地谋求合适的岗位，后者抑制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因为自身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能够传递充足的职位信息而无需返乡寻求父辈帮助即可就业。对农村生源较多的高职院校大学生而言，他们的社会资本以后致性社会资本为主，因为其农村出身预示着先赋性社会资本的匮乏。这种社会资本存量结构导致后致性社会资本对返乡就业意愿的抑制作用“遮掩”了先赋性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所以总体上社会资本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影响为负。反之，普通高校大学生的社会资本以先赋性社会资本为主，所以总体上社会资本对普通高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为正。
2. 乡土情结正向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城市融入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以往研究缺乏对乡土情结如何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实证，本研究发现乡土情结越浓厚，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就越强，且城市融入感是上述影响关系的中介机制。如果仅仅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追求，返乡就业对于大学生似乎是一种不太情愿、不那么轻易做出的选择，因为高等教育回报率高的往往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返乡就业意味着需要面临低回报的风险。然而，当融入工具理性外的价值理性进行审视，即可全面呈现大学生返乡就业的行动逻辑。正如本研究证实的那样，表征信念、责任、文化等价值理性的乡土情结与城市融入感是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形成的切实动因。对于农村出身较多的高职院校大学生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曾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乡土社会前往城市就读，但是心底的乡土情结使他们深怀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归属，以及对学有所成后回馈家乡责任的难舍。这种与乡土的独特牵绊削弱了他们在城市就读期间主动融入城市社会的意愿，促使他们考虑返乡就业以满足价值理性追求、折衷工具理性目标。总的来看，上述结论在理论层面验证了韦伯解释个体行动的价值理性循证，在实践层面启示我们要格外关注高职院校大学生在城市就读、求职过程中的诉求与意愿，引导他们做出符合自身需求的就业选择。
3. 返乡政策感知正向调节乡土情结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一致，返乡政策对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还具有一层潜在机制，即本研究的结论：返乡政策对乡土情结与返乡就业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对那些同样具有乡土情结的高职院校大学生而言，返乡政策的高感知使他们返乡就业的意愿进一步增强。总的来看，该结论印证了现有返乡政策加入价值要素宣传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至于结论与研究假设不一致的部分，即返乡政策感知并未显著调节个体人力资本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这说明作为一种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积累的就业资本，个体人力资本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削弱作用并不是靠感知到返乡政策就能缓解的。主要原因在于，返乡政策中有关购房补助、就业补贴等经济奖励措施还不足以扭转高职院校大学生渴望前往城市地区就业寻求高人力资本回报的想法。可见，现行的返乡政策中有关经济奖励的措施可能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缺乏足够吸引力。
（二）对策建议
1. 地方政府：畅通返乡政策精准投递渠道，依托乡土情结纽带引导高职人才返乡。在乡村振兴与就业优先两大战略下，我国基本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的返乡就业创业政策支持体系。本研究发现返乡政策感知正向调节了乡土情结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要借助融媒体发布、校地信息推送、社区及村委会家庭联络等多渠道向在外就读的高职院校大学生精准传递各类返乡政策，引导他们产生明确返乡就业意愿。同时，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在返乡政策宣传中融入乡村面貌革新、乡土文化振兴等符号化内容，另一方面要对外树立返乡模范、讲好返乡故事，从而唤起外出就读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乡土情结，借助乡土情结纽带凝聚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内生动力。
2. 高职教育主管部门：试点返乡就业定向招生模式，指导面向乡村产业的专业动态调整。在引导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过程中，高职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在于依据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建议高职教育主管部门试点开展返乡就业定向招生模式，招生对象主要瞄准那些农村弱势阶层家庭出身、具有强烈乡土情结与地域认同的生源，通过科学的定向招生机制保障高职生源实际返乡就业率。此外，高职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结合辖区内县域、乡村产业结构指导高职院校专业动态调整，借助专业—产业匹配优势打破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的个体资本壁垒。
3. 高职院校：完善弱势阶层家庭学生就业帮扶，推进学生返乡下乡实践与城市求职关怀。高职院校要加大对弱势阶层家庭学生的就业扶持力度，协助他们补齐个体资本短板、增强返乡就业的现实能力；与此同时，高职院校要同步推进学生返乡下乡实践与城市求职关怀工作，一方面激励那些本就具有乡土情结的学生明确返乡就业意愿，另一方面帮助那些城市融入感较差的学生克服心理障碍、做出符合自身需求的就业选择。
4. 高职院校大学生：努力学习夯实个体资本基础，主动了解返乡政策厚植乡土情怀。本研究发现，家庭禀赋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个体资本积累具有切实的促进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优势阶层家庭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就可以坐享其成，弱势阶层家庭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就只能接受现实。反之，高职院校大学生个人更应该发挥自身能动性，通过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刻苦磨砺专业技能、认真参与顶岗实习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同时通过与老师、同学、企业导师、师傅等社会关系的培养以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从而夯实个体资本基础，避免求职失败引致的被迫返乡。此外，高职院校大学生个人要在学习之余保持对国家与家乡政府相关返乡政策的关注，并积极参与学校返乡下乡实践，通过政策感知与切身体验厚植乡土情怀。
【巨绍炜，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蔡萌，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6期